长株潭新闻门户

主页 > 新书推荐 >

彭小瑜:告别《天演论》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

文章导读: [摘要]我们早就摆脱了积贫积弱的旧时代,我们也应该摆脱《天演论》和追逐富强留给我们的一些伤痕和后遗症。一个大国和强国应该告别浮躁,能够从容不迫地对弱者和贫者殷切关爱、细致体恤。 《富强》中英文版 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有时候在想,在告

[摘要]我们早就摆脱了“积贫积弱”的旧时代,我们也应该摆脱《天演论》和追逐“富强”留给我们的一些伤痕和后遗症。一个大国和强国应该告别浮躁,能够从容不迫地对弱者和贫者殷切关爱、细致体恤。

彭小瑜:告别《天演论》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
彭小瑜:告别《天演论》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

《富强》中英文版

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有时候在想,在告别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之后,膜拜竞争和争斗应该不是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和文化氛围,因为人人有平等的机会和能够发挥自己才干追求美好生活,并不是说可以接受无限制的贫富分化,更不是说可以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良道德变成我们默认的准则。所以我们今天的确有告别严复当年所推介的《天演论》的迫切任务。

所以我想在这里谈一下美国中世纪史学者布莱恩·蒂尔尼的《中世纪济贫法》(Brian Tierney, Medieval Poor Law.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这部研究欧洲中古时期济贫和社会福利律法的著作。我的目的不仅是想让大家了解当时社会的爱心和慈善,还希望借此说明,我们在探究西方文化和学问的时候应该主动选择其中良善的因素,而不是被其中邪恶的观念毒害和误导,比如不要再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作为一个口号,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就不时髦了,但是其内容在今天仍然可以说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我们今天对竞争就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崇拜和痴迷,很多人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把竞争等同于改革,似乎放开竞争起来就是办事的法则,就能够把事情做好,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这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否是因为严复在晚清介绍的赫胥黎《天演论》仍然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呢?

前一段有两位美国汉学家出版有《富强》(Orville Schell and John Delury, 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一书,描写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为了救亡图存不懈奋斗的历程,注意到很多牺牲,甚至很多伤害,是因为我们要急迫地改变落后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而造成的。在恶劣的环境中求生存通常会让人心变得坚硬。也就是说,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伤害不仅是掠夺我们的财富和毁损我们的主权,更是逼迫我们去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不道德的所谓道理。《天演论》把竞争看作是古今万国兴衰的关键。其实晚清就有人指责赫胥黎祸害天下,认为推崇竞争其实就是将“弱肉强食之风视为文明所必有”,让人与冷血动物无异。其实孟子早就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天演论》尽管一度被晚清的仁人志士所追捧,其核心内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成分相冲突的。我在这里想谈谈现代学者蒂尔尼的《中世纪济贫法》,是想说,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与西方传统文化中好的元素也是格格不入的,譬如中世纪的慈善观念,譬如近代以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统。

蒂尔尼这本著作深入探讨了中世纪教会法对慈善观念的认识和对慈善制度的规定。他刻意将中世纪慈善与19世纪英国济贫法做了比较,对后者处理贫困者问题的冷漠严苛进行了批判,矛头指向了在欧美各国,尤其在英国,那个时代颇有市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即认为对贫穷者不可以随意地救济,要鉴别和剔除其中的懒汉,要避免让济贫成为养懒汉,更要避免让济贫成为帮助软弱低劣者生存和繁衍的途径,因为这些人是不值得怜悯的。

济贫是中世纪教会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教会法在这里的核心观点是,穷人有权利得到社会的帮助,济贫并非是富人对他们的恩赐。蒂尔尼的研究包含有他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深刻批评。他对美国社会流行的私有财产观念尤其反感。他注意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慈善活动的组织者曾经抱怨说,接受救济的穷人经常流露出他们有权利接受他人帮助的情绪,竟然认为他们应该得到富人的帮助。蒂尔尼冷静地指出,中世纪的教会法学家恰恰和这些穷人持同样的看法,认为穷人理所当然有权利得到救助,救助者无需感觉傲慢和高人一等,被救助者无需感到自卑。他们并没有近代资产阶级的偏见,即认为贫困本身就是一种品德缺陷,贫穷者都是因为自身道德堕落才陷入困境的。他们看法是,“贫穷本身并不是一种罪恶”。而帮助穷人突破困境不仅仅是救济衣食,也一定需要帮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不能把教育看作是商品来售卖。

蒂尔尼虽然在美国教大学,但是原本是英国人,是剑桥大学博士,很多观念带有英国社会主义的色彩。他无疑认可私有财产,但是并不认为私有制与公有制以及社会福利是对立的。所以他特别强调中世纪教会法学家对“公有”特别而又精彩的阐释。在解释圣经里天下财富共有的思想时,中世纪法学家对“共有”、“公有”的理解为私有制和社会公益并存的状态提供了支持:按照自然法,公有并非是否定私有,而是财富共享的意思,即富人有义务将自己多余的财富拿出来帮助有需要的穷人。所以法学家对何谓“多余财富”、何谓“穷人之急需”也有详尽曲折的解释。关键是,他们的财产观对慈善事业的给出方和受惠方的关系有重大影响:富有者不那么因为自己的捐赠而自喜,而穷人也不那么因为自己受救济而自卑。

这样一种爱的价值观在相当程度上被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所抛弃,被他们认为是不适应市场自由竞争的需求。但是这种爱的观念的基础是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有同样的人格,任何人不仅没有权利把他人当作自己获利的工具,也万万不可以强国和优生等借口来贬低弱者作为人的尊严。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来思考的话,我们实在需要想一想,我们是否有权利把他人看作是竞争和排挤的对象,我们是否有权利以竞争作为核心价值观来安排我们的社会事业和日常生活。要对这两个问题给出否定的回答,在今天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很难,可见严复所提倡《天演论》之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要祛除是多么的困难。

我们早就摆脱了“积贫积弱”的旧时代,我们也应该摆脱《天演论》和追逐“富强”留给我们的一些伤痕和后遗症。一个大国和强国应该告别浮躁,能够从容不迫地对弱者和贫者殷切关爱、细致体恤,愿意为他们去化大钱和费大力气。譬如,仔细想想,难道我们真是没有国力把每一所乡村小学办得美轮美奂吗?可能我们头脑深处的想法是,花大钱在乡村办教育似乎还依然不是追求富强的迫在眉睫的事业,可以先缓一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