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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邪术:利己主义伪科学的前世今生

文章导读: 普通民众更多是因为物质的贫乏而带来的安全感缺失,而上层阶级更多是基于精神的贫乏而追求巫术。

 

风水邪术:利己主义伪科学的前世今生

 

图片来自网络

近几年,风水几乎成了显学,一个又一个大师粉墨登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看风水甚至被拔到了弘扬传统文化的高度。中国人对风水的理解越来越极端,各种分支领域和无厘头理论竞相出现:面部风水学称脸上的毛孔是气体的流入口,一旦毛孔被堵,运气也会被堵住;家居风水学称婚床摆放位置决定了新婚夫妇两性关系是否和谐……这些稀奇古怪的风水理论,展现出某种意义上的迷信与无知,也体现出缺乏规则的大环境下人们的无奈。【此文是“文化观察”缩减版,详细专题请点击http://cul.qq.com/zt2013/guancha173/index.htm 

一、“风水”观念源于宋代巫术 绝非古已有之

1 风水术起源于宋代葬地选择 败坏社会风俗

“风水”的概念最早出现于《葬书》中,该书作者据称为晋代的郭璞,但据《四库提要》考证,唐以前的文献中,并没有以选择葬地为内容的“风水”概念,风水之术实际上是宋代才兴起的,《葬书》也是宋代的著作。《葬书·内篇》中解释了什么叫“风水”:埋葬死者是为了借葬地下使万物旺盛生长的气,以此保佑死者留下的子女(“气感而应,鬼福及人”)。

“风水”一词虽然在宋代之前便已存在,但完全与选择葬地无关,《黄帝内经》出现过“风水”一词,指的是一种浮肿病,这与宋代之后的“风水”概念完全不同。今天的风水支持者往往诡称“风水”是自古就有的传统文化,其实是在混淆是非。

“风水”的概念演变至今,往往使人们误以为风水和堪舆术是一个概念,其实二者根本不同。堪舆术与住宅吉凶术都是占卜术,前者的义理基于阴阳五行,后者则基于易经八卦,均与风水无关。唐代的吕才在《叙葬书》中指出,古人依据《孝经》安葬父母,是因为父母一生都在关爱子女,所以需要安排一个地方,使子孙能够永久的感念和追思,但由于城镇和水土变迁难以预料,所以采取求问于龟卜筮草,免除后来的麻烦,这完全是出于全面而审慎地对待葬礼,并没有吉凶方面的含义,据此,吕才批判了唐朝流行的阴阳观念,指出巫师为了钱财胡说八道,以至于“葬书”这类妖妄之说盛行。吕才在《叙葬书》中严厉的批判了所谓的富贵贫贱以及官位品级是由祖先坟茔决定的观念。

吕才严厉批评的这种葬书观念成为宋以后“风水”术的先声,本质上都是虚妄的邪术,甚至与占卜都毫无关系,这种观念是在巫师的推波助澜下才得以盛行的,结果严重败坏了社会风俗,违背了圣人之道。

2 风水盛行基础:社会上升困难 国民缺乏制度性保障

“风水”为什么在宋朝大规模兴起?这需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去考量:

第一,“天命”观念盛行,个人缺乏上升渠道。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念使中国人相信人的“命”早已注定,只能顺应而无法改变,但“风水”称“人能虚心凝神,与天地之机偕作,则造化在吾掌握中矣。”只要选择好的葬地就可以改变命运,人们何乐不为呢?

第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人地位缺乏制度性保障。宋朝时期中国商品经济高度繁荣,费正清、斯塔夫里阿诺斯等美国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商业革命”,并且出现了基于商业而不是行政的大城市,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对人的行为与价值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宋代之前的婚姻以门第为重,然而宋代人的婚姻以资财为重,门第反而降为次要。商品经济促使社会流动加速,个人的财富和政治地位时常变迁,在缺乏制度性保障的前提下,个人成为社会中的浮萍,为此迫不及待地要寻找一种能使自己灵魂感到慰藉的观念,而葬术这种在唐代便已开始流传的邪术很好的适应了宋代人的需求,于是促成了《葬书》和“风水”观念的形成及盛行。

“风水”观念形成后受到广泛推崇,上至皇家帝王,下至平民百姓,都狂热推崇这种邪术。皇室相信风水,是为保江山永固,士人笃信风水,是为了富贵名利,在皇权和士大夫阶层的推动下,风水在民间疯狂传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第三,与传统中国的二元宗教文化有关。古代中国有两种宗教,一种是统治集团掌控的制度性宗教;另一种是民间主导的分散性宗教。制度性宗教与政权紧密结合,远离世俗社会;分散性宗教则散见于民间生活中。由于风水一开始就与民间分散性宗教紧密结合,所以它的概念和外延一直处于模糊状态。这种与民间分散性宗教相结合且难分难解的本性,决定了它的持久生命力。

二、谋利于死者 自私的风水诞生后就受到批判

1 风水无关祸福 宋代学者严厉批驳

风水之术兴起以后,北宋士大夫阶层中便有人开始批驳。张载认为,风水全无义理,选择葬地的优劣,为的是死者的安宁,但不是为了生者的祸福。程颐在《葬说》中同意张载的观点,并指出,风水让当世人不考虑如何奉先人,只谋求后人福利,这不应是孝子安排葬事的用心。南宋张九成认为,风水违背了圣人的教导,讲风水的都是不孝子孙。即便有青龙白虎之神,也不会保佑这些不孝之子孙。

有些学者则用自身实例对此加以批判。司马光在《论葬》中指出,父亲去世时,族人迷信风水,为了便于下葬,他的兄长买通风水师,按自己的要求治葬事。后来,他兄弟二人照样位居高官,也都很长寿。程颐也提出过类似的反例,批判当世人对风水的迷信。他在《葬说》中指出,社会上流行的术数书籍中,风水书最不可信。他的祖父下葬时,族人都要求看风水,但他与兄长坚决反对,最后简葬。到他写《葬说》时,家族人口已经增加了数倍。

这些批判风水的学者们一个共同的观点是,吉凶祸福要靠自己,与风水无关。无论是司马光的《论葬》还是程颐的《葬说》都表达的这个观点,其他学者如张载、张栻、张九成、罗大经等在各自的文章中也都指出了这一点。这一点并没有随着王朝更替而改变,到明清时期依然为士大夫所坚守。明朝思想家吕坤在《四礼疑》中借同一墓地的后人命运不同来批判风水,甚至指出《葬书》祸害太大,理应烧掉。清代学者柴绍炳著《原葬论》,批判迷信风水的人借亲人的遗体谋利的丑恶行为。

2 功利性需求膨胀 风水引发社会问题

从古到今,迷信风水的功利性行为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宋代学者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指出,很多郭璞的信徒为寻求风水宝地,以至于数年不安葬死去的双亲;有些人安葬了亲人后听说葬地不吉,就掘土改葬,甚至改葬三四次;有些人因抢购墓地而吃了官司,后来高额诉讼费让其荡尽家产;有的家庭兄弟数人,因为各房风水不同,对葬地选择也不同,以至于争斗起来,最后兄弟成陌路。

当代因风水也频频上演这类社会问题。2005年8月,重庆永川的邱昌明五兄弟,为一块风水墓地与何岱贵兄弟发生了争执,最后酿成冲突,兄弟五人被砍伤住院。今年4月,湖北黄冈的六旬老人段某,为争风水墓地,推倒了同村村民家的墓碑,结果被人打伤。今年7月,江苏邳州的李某与张某为争夺一块风水墓地打了起来,李某用砖击伤张某,后被刑拘。一千年了,历史竟然惊人相似。

三、增强社会保障 让国民能够追寻幸福免于恐惧

可以说,风水是一种“社会病”,既是“物质病”,也是“精神病”。风水的兴盛源于人们的功利性需求,而这种功利性需求是独特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造成的。这种“病”让国民心态如此不健康,催生了强大的功利性需求。普通民众更多是因为物质的贫乏而带来的安全感缺失,而上层阶级更多是基于精神的贫乏而追求巫术。普通民众的物质贫乏是相对而言的,更多是制度性漏洞的逻辑结果。然而,上层社会的精神贫乏是二元宗教的社会文化造成的。

因此,当下需要加大社会保障,构建良性的制度,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个人升迁不再神秘。如此方能让社会流通有依据可循,普通民众才能有安全感,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民众内心的不安,有最基本的安全感。在这个变革的年代,看不到希望的人往往将希望寄托给神秘的巫术,也就成了迷信风水的社会心理基础。除非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不然普通大众很难有更高的追求,而不过是围绕具体利益熙攘忙碌。

风水盛行与社会价值也有紧密关系。社会的冷漠,缺乏人文的关怀,很容易让人对人本身,以及对社会失望,而诉诸风水等邪术。一个良性的社会必然是人性得到规约的社会,也必然是人的良知得到彰显的社会。一个充满人性关怀与公民良知的社会,对风水这样的传统文化糟粕不应感兴趣。提倡人文关怀实际上是建立基于一定物质基础的制度性规范,对社会心理进行一定程度的疏导,进而培育健康的国民心态。

用法律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用制度保障个体都能够追求幸福,并使每个人都能免于幸福被剥夺的恐惧,如此,风水这门伪科学才能从主流社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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