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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写作是自律并坚持的日常生活

文章导读: [摘要]在严歌苓的生活中,写作更像是日常工作,而不是文思如泉涌的即兴表演。她会不断做减法,第一遍改我会删去很多字,第二遍改又会删去很多字,《陆犯焉识》我从40多万字的原稿中删了10万多字。 严歌苓 见到严歌苓的那一刻,我便明白了,在漫长而孤独的写

[摘要]在严歌苓的生活中,写作更像是日常工作,而不是文思如泉涌的即兴表演。她会不断做减法,“第一遍改我会删去很多字,第二遍改又会删去很多字,《陆犯焉识》我从40多万字的原稿中删了10万多字”。

严歌苓:写作是自律并坚持的日常生活

严歌苓

见到严歌苓的那一刻,我便明白了,在漫长而孤独的写作路上,比起天分,勤奋,坚持才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讲座、签售、媒体采访,见到她时,她已经连轴转了整整两天。采访开始之前,她的助理匆忙地将靠垫塞在严歌苓的背后,“严歌苓很累了,大家抓紧时间。”“没关系,没关系,我怎么坐你们能拍得好看点?”为了配合电视台的摄制,严歌苓在将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中,一直用双手撑着座椅的把手,挺着腰板,在十几个记者的“围攻”下,微笑着。

这就是严歌苓,她在过着一种自律的生活:每天写作六小时,每隔一天就要游泳1000米。每隔一两年,严歌苓的名字就会出现在畅销书架或者改编的影视作品上。今年,新书《妈阁是座城》面世了,而《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紧接着也要上映了。

她出书就像交作业一样“规律”,于是她总会被问:“你怎么能写那么多书?”严歌苓的答案跟她每天的生活一样简单:“我当过兵,对自己是有纪律要求的,当你懂得自律,那些困难都不算什么。”

我写的故事都是听来的

提起严歌苓,大家会想起她的作家父亲萧马和《陆犯焉识》的原型——16岁就读大学的爷爷,“书香世家”四个字让严歌苓的成名变得理所当然。

“的确,我是幸运的,爷爷去世后留下很多书,父亲的书房就是我童年的课室,一开始看《彷徨》,然后《西厢记》,之后读《红楼梦》,慢慢地,我的文学兴趣就像滚雪球一样滚大了。”不过,在严歌苓看来,对她写作而言,祖辈遗传下来的最重要并不是文学的基因,而是敏感的血液。

“爷爷40岁就自杀了,我现在想起来,可能我们家族都有躁狂性抑郁症,我也总是睡不好觉。失眠的人,对身边的事情特别敏感,听到火车经过的声音都会觉得它向你的心上开过来。”这种敏感,让严歌苓得以在漂泊的生活中不断汲取养分。

她12岁参军,成为一名舞蹈演员;20岁时在越战中担任战地记者;上世纪80年代,她成为哥伦比亚艺术学院首位华人校友。之后,她嫁给外交官,每隔几年就要换一个地方生活……可更传奇的是,尽管经历很丰富,但她的故事,特别是后期的小说,都跟这些经历很不一样。即便是现在长期生活在国外,严歌苓在《妈阁是座城》里写的却仍是当代中国。

她说,自己一直在写别人的故事,用她裸露在外面的神经去感受别人带给她的“二手生活”。“我的神经是裸露的,有一种疼痛的敏感,这是天生的,我凭着这基因里的禀赋和想象能力,感受和进入他人的生命状态,并用文字传达出来。我认为二手生活来源于体验,用采访和感知进入我没有办法经历的一切。”严歌苓回忆,在写《第九个寡妇》时,她到河南农村生活;写《妈阁是座城》时,她到澳门学赌钱,并把小说给赌桌上的人看,“我所有的小说都是听来的故事,他们觉得我写得‘像’,我便放心了”。

我不像自己笔下的任何人

写别人的生活,在如今私体验、自传体流行的当下,是一种需要勇气的行为。严歌苓却觉得恰恰相反,写别人是她“自信不够”的体现。“我不可能像王安忆那样写上海,也不可能像《死水微澜》的李劼人那样写成都。其实面对记者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自信。”

从12岁开始就像吉卜赛人一样到处游荡,无论在哪里,严歌苓觉得自己始终是个“异乡人”,她没有办法找到福克纳所说的“邮票大小的故乡”。但这种特别的身份,也带给她特别的思考角度。“我总是处在一种文化对比当中,我是一个旁观者,正因为我这样的身份形成了我独特的敏感,我都是带着一种质疑的,反复问自己是谁,对比的同时就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不断地反思中,形成了一个作家的严歌苓。”

所以,当有人问起严歌苓像自己笔下的谁的时候,她的回答是谁都不像。可是每一个人,都带有严歌苓的痕迹。比如《陆犯焉识》中的陆焉识是以她爷爷为原型,“但我不会直接写他,我只能通过孙女的语气阐述,写我诠释过的爷爷”。

寄居者的敏感让严歌苓的创作欲望非常旺盛,而“不自信”又让她始终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每天固定六个小时在书桌前写作,有时候两个月就能写出一本小说。“但是很多人说这么快写出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作品,所以有的我就藏个几年才敢拿出来发表,为了让灵感不流失,我又开始电视剧的写作。”

在严歌苓的生活中,写作更像是日常工作,而不是文思如泉涌的即兴表演。写完一篇小说以后,她会不断做减法,“第一遍改我会删去很多字,第二遍改又会删去很多字,《陆犯焉识》我从40多万字的原稿中删掉了10万多字”。当旁人羡慕她能如此“多产”、灵感永不枯竭的时候,却没有人知道她背后每天做的这些练习。就像村上春树为了保持写作所需的专注力和持续力而跑步一样,严歌苓隔天便会游1000米,这样的锻炼就如同写作,从来没有间断过。

对话

大道:你以前的作品都是写比较远的时代,这次为什么写当代?

严歌苓:我的写作选材一般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时间距离,一个是空间距离。一旦有了距离就会产生一种审美的可能性。我现在居住在国外,回到国内以后听到、看到了很多故事,特别是中国在社会转型、经济发展飞速的情况下,我发现有许多小说素材,这些素材具有新奇性、戏剧性,这种空间的距离让我产生审美的距离感。

大道:你的每一部作品似乎都在寻求突破或转型,你是个有野心的小说家吗?

严歌苓:没有,对于目标,我自己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希望每一部作品都与之前的作品不一样,写作的未知才是这个过程中最有趣的东西。以前在美国上写作课的时候,老师会问:“是什么让你觉得世界上需要你这本小说?”我想,就是我独一无二的表达方式。

大道:你笔下的女性角色很有魅力,但男性角色相比之下则偏柔弱,这是无意识还是有意识的?

严:也许女性主义的潜意识使得我在创作中出现这种状况,这与我的家庭背景有关。我爷爷去世很早,是我奶奶撑起家的;我爸爸生病的时候,家里的事是我妈妈一直在打理。但我觉得蕴藏在女性生命中的那股韧劲是她们最强大的地方,这种伟大是不需要通过任何表面上的东西去彰显和反映的。

大道:写作过程中影响你最大的人是谁?

严:我爸爸,即使他生命垂危时,仍在病床上对我的作品提出意见。像我的《扶桑》《人寰》等,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父亲建议我应该回归白描、写实的创作中来。我听从后确实获得了很多灵感和动力。他最喜欢我的作品是《雌性的草地》和《第九个寡妇》。